在当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公平性显得更加重要。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25年度的统计公报，全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与者中，离退休人数达到惊人的1.52亿，而企业退休人员大约占据了其中的1.3亿。考虑到集体企业、曾经的国有企业以及灵活就业身份的退休员工，这一庞大群体的总数接近1.5亿人。若以每户三口人计算，那么几乎有五亿人受到这一情况的直接影响。

2026年的数据显示，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仅为3640元，但这一数字却因少数高收入人士的撑持而显得不够真实。实际上，养老金的中位数仅为3050元，超过半数的企业退休人员每月收入不足这一中位数的水平，而近45%的人月领养老金甚至连3000元都不到。这样的经济状况在三四线城市尤为严峻，这笔收入不仅要用来支付日常水电费，还得承担药费、社交开支等。举例来说，一对老年夫妇每月合计收入五六千元，然而一次老伴的手术费用却轻而易举地吞噬了他们辛苦积蓄的半年的结余，这不只是“花不花得起”的问题，而是对他们多年来工作的评估与回馈在现行制度中显得极不合理。

江苏的一位企业退休职工在其41年的职业生涯中，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仅为3080元。与他同年入职并调至事业单位的老同学，每月则可轻松领到7100余元。两人曾在同一车间共同工作，后来由于调令的不同，导致晚年收入相差悬殊。还有一位来自安徽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出生于1963年的他在军队工作了十多年，转至地方银行后，退休时的视同缴费标准却仅按1.0来核算。即便他曾写信询问当地人社厅，为什么军龄无法享有与机关事业单位相同的待遇，也只获得了“理解”的反馈，最终核算结果始终没变。 UED

自2014年养老金并轨政策实施以来，至2024年这一十年的过渡期已逐渐结束。虽然养老金的计算公式及调整方法已趋于一致，但核心参数的统一仍然缺失。这其中，首先涉及视同缴费指数的认定规则。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建立时间多集中在1992年至1996年，而机关事业单位的截止时间则统一到2014年9月。相比之下，两者在计算上的区别显而易见：许多企业职工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一般仅有10年，而机关事业单位则可能高达35年。另外，视同缴费指数的差异更让人深感不平。企业职工在大部分省份统一按1.0来核算，不论你是高级工程师或普通工人，而机关事业单位的指数则与职务和级别挂钩，从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待遇水平。

其次，职业年金的覆盖范围也存有显著差距。2014年并轨时，机关事业单位强制设立职业年金，单位和个人的缴费比例分别为8%和4%，几乎覆盖所有编制内人员，实现退休后按月领取的模式。相对而言，自2004年起设立的企业年金则完全自愿，导致如今参与人数还不足参保职工的7%。这种“强制”与“自愿”的根本区别，最终产生了每月几乎上千元的待遇差异。

最后，缴费基数的合规性也显得格外重要。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往往由财政保障，按实际工资全额缴费。而在众多中小企业中，很多都只按当地平均工资的60%作为基准，因此造成了个人账户的巨大落差。这种不平衡让一部分人的积累无限接近特定的上限，另一部分人则在缴费上饱受压制，最终在养老金的领取上差异显著。 UED

在郑功成教授于2026年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上的发言中，他明确指出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工资延续或个人财产的平滑，而是关乎全体公民公平权益的重要制度。现行体制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仅有四分之一的费用来自个人缴纳，机关事业单位依赖国家的财政供款，从而打破了“多缴多得”的逻辑，也在公平原则上造成了根本的违背。

他还细致列出养老保险制度的诸多不足，指出现实中制度的公共性不足、公平性不足以及适应性不足等问题。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下社会对养老金制度期待的重压。人们真正希望的是，能够拥有一个更为合理、公平的养老金制度，这不仅关乎个人的晚年生活，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